文化建構實驗室02-貧窮者的組織：沉睡的主體

過去在台灣，有關貧窮者的組織行動方案，多是從外部的公民團體主導，貧困者很難自行集結。為什麼對他們來說，組織這麼困難？今晚的文化建構分析案例，釐清這些困境是因為心態、能力、還是環境壓力？
讓我們先看三種貧窮族群的組織狀況：

族群A：流動攤販

台灣和許多國家都有攤商組織，這些組織甚至有力量影響政策。印度全國街頭攤販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reet Vendors of India, 簡稱NASVI）是最經典的案例。NASVI是印度各地小型攤商組織形成的聯盟，類似工會，2003年成立至今有超過70萬名會員。曾經於2010年狀告政府勝訴，當時首都新德里政府在聯邦運動會前為了市容而驅趕小販，NASVI因此告上政府，結果最高法院判定政府違憲。在此之前，新德里約有70%小販會被迫在運動會開始前停業。

族群B：弱勢街賣者

巨輪合作社

根據我們的調查，雙北地區大概有6~7個街賣團體，以一位老闆出資提供住宿、批貨，讓身障者出門做生意（賣口香糖、小型日用品等）再分潤。以我們長期接觸的巨輪協會為例，成員有清楚的分工：老闆負責財務等組織管理工作；非身障者幫忙料理日常事務如洗衣、清掃環境、載送街賣者等等；身障者負責外出工作，無法用電動輪椅的身心障礙者由推輪椅的「街賣陪伴者」搭配上街工作。

族群C：無家者

相較於前兩者，無家者相對難以自主形成組織，但並非不可能。街頭生活不管是居住或工作，都受到嚴重的社會歧視或剝削。然而，現實中無家者的相關組織都還是由外界的公民團體主導，用以協助居住、提供工作，或是向社會倡議其基本權利。

以上三種族群案例清楚說明貧窮者組織的意義：為了保護經濟生活，組織提供了超越單打獨鬥的功能，包括談判協商與互補分工。但為什麼除了攤商之外，另外兩種貧窮族群很少自行組織起來？

貧窮者組織的困境

我們這裡套用計畫行為理論，分析組織的意圖。根據計畫行為理論的預測，貧窮者建立組織的意圖會被三種因素決定，包括行為態度（建立組織對我有什麼好處和壞處？）、主觀規範（社會認為我們應不應該建立組織？）、行為控制的知覺（我們有沒有能力經營組織？）。

1. 建立組織，真的有好處嗎？

就我們的了解，對於建立組織，貧窮者所持的態度以負面居多。第一，許多貧窮者，如街賣者和無家者，長久被剝奪平等的生活機會之後，逐漸放棄了長遠規劃，反而著重於今日事。建立組織需要先付出短期的成本，顯然不符合貧窮者的時間觀，除非先有明確成功的案例來改變觀念。

其二，有些族群早已承擔社會污名，像弱勢街賣者常被視為詐騙，街友的社會污名更不在話下。在最極端的族群如街友當中，他們想和其他的街友切割都來不及了，要想他們建立共同的組織當然困難，除非避免共同的負面標籤，另採行流動工人等次族群組織比較容易繞過規範壓力。

2. 社會認為貧窮者應不應該建立組織？

對於攤販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沒有這麼負面，但是街賣者和無家者的壓力就大了！尤其在談判協商方面，在去除污名之前，社會不樂見這種組織的存在，而受污名者自己也知道這個狀況，這種感受自然會壓抑組織動機。

3. 經營組織的無力感

因為教育與生活背景的落差，使貧窮者不熟悉社會精英塑造的各種制度與生活秩序，像組織財務、社會團體規範、網路科技等等。要他們穿過重重的障礙到一個陌生的世界經營組織，就像到水底生活一樣窒息。

另外，經費幾乎是小型NPOs最頭痛的問題，貧窮者組織更是如此。一般NPOs多半依賴募款、計畫收入，少部份依賴會費和組織營收。然而小型的貧窮者組織並沒有一般NPOs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除非有另一個NPO背書，不然很難募款或向大型基金會、政府機構申請計畫補助，就只能靠組織營收生存。就我們長期走訪的巨輪街賣團體而言，組織經營的基本成本每月16～21萬元，但每賣一包100元的商品，扣掉街賣者分潤50元和商品成本，能回饋組織經營只有15~20元。該團體只有20人穩定從事街賣，經營的困難可想而知。加上近年出現許多外界扶持的新型街賣同時在街頭討生活，傳統街賣卻沒有那樣的條件扭轉社會形象，無疑是雪上加霜。

總結

受限於態度和現實壓力，貧窮者建立組織的難度很高，我們還沒有明確的解方，但經過分析仍可看出一點方向。

對於嚴重社會隔閡的弱勢族群來說，多半還是需要外來團體先幫助他們跨越制度面的藩籬，才能建立組織的雛型，但跨群的對話必須持續，否則貧窮族群和社會無法順利接軌。另外，污名是影響弱勢者組織動機最強的因素，這裡期待公民團體「化解偏見」的技術可以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