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構實驗室08-臺灣勞工運動殷鑑：勞工不能落單，工會團結方為上策

撰文/楊惠文

從去年年底延燒到今天一月的“勞基法”修正草案，最終還是在立法院三讀通過。這場戰役看似暫時畫下了休止符，卻有不少關心勞權的人認為，這是全民組工會的重要契機。過去台灣勞工組織工會的風氣並不盛行，在這次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運動中，工會的力量發揮不出來被認為是抗爭失敗的主因，因此文化建構實驗室邀請到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鄭中睿，來和大家分享台灣工會的發展背景，以及在這波抗爭之後，未來可能的行動圖像。

企業工會雖多，受保障的勞工依然少

如果想要看懂這波以「反勞基法修惡」為名的抗爭運動，就不得不爬梳一下工人運動的歷史脈絡。鄭中睿說，台灣的工人運動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自主工會運動中，大部分工會的類型都是「企業工會」，而這樣的發展其實與國民黨來台初期將工會視為社會控制的手段有關。「他們在中國被革命革過來，很怕工人農民造反，所以以前國營企業或是比較大的民營企業，國民黨都會要求你成立工會，裡面就會有類似以前人二（組織內檯面下的實質人事掌權者）的東西」。

又因為企業工會是3種工會類型中，組織範圍最小的（相較於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執政者可以藉此把勞工組織切成最小的單位，讓勞工難以透過橫向串聯，發動大典模的抗議行動。

圖/取自焦點事件

然而不論是哪一種工會，都需要30個發起人才能合法成立，當年很多中小企業員工因此連組工會的門檻都過不了。「大家都說台灣經濟奇蹟是中小企業驅動的，但當時整個勞動力市場是呈現無組織的狀態，中小企業勞工都被排除在工會之外。」鄭中睿表示，早期有辦法組工會的都是國營，公營企業，像台電，中油，中華電信等，再來就是大型的民營製造業，例如遠東化纖，紡織業，台塑等。因此即便企業工會佔工會的多數，擁有工會成員身分的勞工在社會上還是少數，大部分的勞工都不屬於工會保障的對象。

除了基層勞工因此被分化，企業工會有時還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就是工人的想法容易和企業一致。鄭中睿舉勞動派遣為例，勞動派遣氾濫會使整體的勞動條件下降，但是在極端的情形中，卻有一些企業工會覺得勞動派遣是好東西。因為雇主派遣的不是自己的會員，勞動派遣又可以降低人事成本，一旦公司獲利因此提升，員工福利就會變好，部分企業工會因此就很支持。換句話說，當企業工會會員的利益和企業綁在一起時，工會就可能喪失組織動力。

「後來不少企業工會組織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新員工一進公司，其實也搞不太清楚工會在幹什麼，只因為公司前輩叫他加入就加入，會費也直接由公司的薪水裡代扣。這種情形下加入的會員，大多不會太積極參與工會事務，也很少有人一進來就想成為工會幹部，打爆管理階層，大家都想領薪水去看電影，拍美食照，享受小確幸。」鄭中睿解釋道，部分企業工會因為沒有很強的組織意識，會員也不在意，所以工會內部就會變得非常官僚化與形式化，會員沒有發揮對於幹部應有的監督，工會也不會積極教育會員。

2016年工鬥。圖/ coolloud @ flickr，CC BY-NC-ND 2.0

「空降」的勞基法，高標準削弱工會談判訴求

針對此次的勞基法風波，鄭中睿也特別談到，勞基法在台灣其實有個超現實的立法背景：「台灣以前沒有勞基法，薪水都很低，所以那幾年台灣拼命發展加工業，拼命出口，賺了很多美元，美國覺得像台灣這樣的貧弱國家勞動力實在太便宜了，乾脆你們就立個法吧！立法以後勞動條件提升，企業不會爭相出走，工作才會繼續留在美國。」

鄭中睿以「空降的勞基法」來形容當時的立法，因為它是一個超現實，被硬加上來的法律，也因此台灣勞基法所制定出的勞動條件，其實遠遠高於勞動力市場實際的狀況，到現在還是一樣。

圖/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這種勞動條件長期低於勞基法的狀態，導致後來台灣的工人運動出現「順法鬥爭」的現象：「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已有很多自主工運興起，同時1984年勞基法又立法，所以那時候工運的思考就是透過選舉，進入依法已經成立的工會中，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落實勞基法。也因為勞基法已經處在一個遠高於勞動實況的位置上，因此工會當時的訴求很簡單，就是要求雇主遵守法律」。

然而，工會的本質應該是讓勞動者形成一個集體，和雇主協商，談判，以罷工為威脅雇主的最終手段，要求分配到更多利潤。如果目標只是依法行事的話，其實無法充分發揮工會的談判功能，台灣的工人運動因此相對比較少展現出攻擊性。

2016年6月華航空服員罷工運動。圖/ @維基共享資源

資本外移與國營事業民營化，分散勞工力量

鄭中睿進一步說明，台灣自主工會運動有2大主力，一是國公營事業，二是民營製造業。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大約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整個黨外運動，民主化運動逐漸攀上高峰，氣氛也波及工作現場。當時的策略可以稱為「攻占工會機器」，由一些比較熱血的工會會員組成勞方連線，在工會改選時趁勢進入核心，把工會「攻占」下來。

然而勞基法成立後，因為勞動力成本提升，紡織業，製鞋廠等民營製造業從80年代末期開始，紛紛抽去海外投資，鄭中睿回溯當時的狀況：「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最可歌泣泣的都是關廠抗爭，你可以想像工人們自1970年代開始在加工出口區做了十幾二十年，一輩子棺材本都在這個廠裡面，結果老闆說走就走。那些抗爭都非常激烈，問題就是勞權你爭到了，但工廠也沒了，工會也沒了。」

圖/ mploscar @ Pixabay，CC0知識共享

到了90年代又逢解嚴，落實民主化的聲浪不斷，國營事業被視為威權的遺緒，因此李登輝上台後就推了一波國營事業民營化。民間資本接手以後便開始裁員，很多大公司都都被切出去成立子公司，因此90年代中後期，比較大的工會抗爭其實都是反民營化抗爭，例如台鐵，中華電信等。也因為他們的工會實力較堅強，就算有民間資本進來，國家也沒有要抽手，工會還是可以維持會員一定程度的福利。

整體而言，台灣一直以來都有大批未及工會組織門檻的勞工，他們沒有辦法成立工會，而被組織起來的又不斷被弱化與切分，「按照這個態勢下去，台灣勞工越來越邁向一個無組織的狀態，可能10年，20年後台灣就沒有工會了，大家都是以個人身分去跟雇主談，然後努力考證照，想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反勞基法修惡」成效不佳，大工會需帶頭組織團結

從動員的角度來看，現存有一定規模與實力的企業工會，多半因為母企業獲利不錯，勞動條件也遠高於勞基法，因此不太會受到這次修法衝擊。而勞動條件與法律息息相關的人，卻因為組織門檻等限制而無法成立工會，或是無法放下手邊的工作到場聲援。

「講白了，這些大工會才是最有動員能量的，但就是因為上述原因導致他們不容易動員。」鄭中睿認為，去年的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以及三讀時夜宿立法院，2-次行動的人數都不如預期，沒有順利達到對政府施壓的效果，有動員能量的工會沒有充分發揮實力是其中的關鍵。今日台灣工人運動遇到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面對勞動力市場上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勞工。他們高度流動，人際網絡很鬆散，「你去問一個7-11做大夜班的有沒有同事，他可能跟你說我只有自己一個人，或是我的同事都離職了。」鄭中睿指出，缺乏緊密的人際連帶是服務業組工會的困難。

2017年勞工「要保障，反剝削」大遊行。圖/ @維基共享資源

九五聯盟過去也有不少協助組織工會的經驗，鄭中睿認為，未來組織工會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壯大產業工會，因為產業工會是跨企業的，比較不容易有部分企業工會自掃門前雪的問題。鄭中睿也感慨，台灣的工會運動並不是沒有資源，有些企業工會的存款數字非常可觀，若是大工會願意釋出一點資源，來協助組織那些還沒被組織起來的勞工，台灣的勞動條件或許很快就能徹底翻轉。

至於未來的行動圖像，鄭中睿說，至少要先在工作現場組織，讓工會有能量可以代表勞方與雇主協商談判。待組織範圍擴大到一定程度後，再進一步推動政治監督，讓工會會員除了能改善工作現場的勞動條件，對各種社會立法也能有想法，這是他對未來工人運動的期待。